1936年12月12号，有条大新闻飞快地传遍了全国，甚至全世界。那天，西北军的头儿杨虎城和东北军的领头张学良一块儿动手，把在陕西监督战事的蒋介石给扣起来了，目的就是要让老蒋答应抗日。这事儿，就是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。

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个特别的时候。那时候，日本鬼子正疯狂地攻打我们，整个中华民族都碰到了从来没遇到过的大麻烦。不光如此，在西北那边，红军、西北军，还有张学良带的东北军，都碰到了一大堆棘手的问题，过得非常不容易。

1936年冬天12月份，三大红军的主力队伍全都来到了陕北，顺利会合在一起。不过，尽管说这些红军到了陕北后，算是走完了那段特别难的长征路，但他们要应对的情况还是挺糟糕的。

长征走到陕北后，红军三大队伍聚到了一块儿。虽然人多力量大了，但这也意味着，红军没法再像在中央苏区、鄂豫皖那些地方一样，几个区域互相帮忙，分散国民党的兵力了。这样一来，蒋介石就能很轻松地调集大军来围打红军。

同时，陕甘宁边区所处的那个西北地方，地皮薄，人少，文化多样又复杂，环境也相当艰苦。要说人口、经济，还有政治上的条件，那跟以前的南方革命根据地比起来，可真是差了一大截。

所以，红军到了陕北后，情况相当棘手，就连活下去都成了大问题。陕甘宁边区的钱粮，根本不够养活长征过来的那好几万红军和干部。

说白了，就算红军的三大部队合到一块儿，还进行了东打西打的扩大行动，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人数最多时也就八万多。这跟蒋介石那好几百万的海陆空大军比起来，差距真的不是一点点。

这时候，陕西的老大、西北军的头儿杨虎城，还有东北军的大佬张学良，他们一个在陕西掌权，一个虽然丢了东北但被蒋介石一直拽在手里用。虽然他们手上的人马比红军多得多——杨虎城的西北军有大概8万人，张学良的东北军更是靠着以前的家底，还有20多万大军呢。

不过，因为他们不是蒋介石的亲信部队，这些非嫡系军队早就变成了蒋介石想要利用并最终清除的目标。蒋介石多次强迫杨虎城和张学良去攻打共产党，他这么做，一方面是想借这些非嫡系军队之手除掉红军这个心头大敌，另一方面也打着如意算盘——想让张杨两人在剿共过程中不断折损兵力，变得越来越弱，最后自行消亡。

对杨虎城和张学良而言，最头疼的事儿，不光是蒋介石那琢磨不透的心思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明明有更棒的后勤保障和人数上的优势，但跟红军打，却老是打败仗。

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后，没多久，张学良的部队在直罗镇战役里就被红军干掉了一个师。这种打败仗的事儿，在东北军里经常发生。红军到了陕北，力量越来越强，说起来，还得感谢东北军呢，因为他们不停地给红军“送”兵员和武器。

不过，现在的东北军可不再像以前那样，是控制着全国工业最厉害的东三省的大佬了。九一八事变后，东北没了，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日子就过得越来越差，简直就像王小二过年，一年比一年惨。

没了自己的地盘，也没了自己的武器制造地儿，更没了稳固的大本营和源源不断的兵员，东北军这曾经在中国数一数二、装备精良、后勤给力的“大佬”部队，现在就像是没人疼没人爱的孩子，可怜得很。

说实话，张学良带着30万东北军退到关里后，就成了蒋介石手里的一把好使的利剑。因此，1932年东北军刚撤进关内不久，张学良就成了蒋介石用来对付共产党的得力助手。

那时候，张学良没办法，只好带着东北军跑到鄂豫皖那块儿，跟红四方面军干架。等红军长征走到陕北，蒋介石还是不肯放过张学良，又把东北军从南边远远地调到西北去了。

在接连不断的战斗和一次次的失败里，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力量自然而然地越来越弱，人数也越来越少，这并不让人奇怪。

张学良过得那叫一个苦，而那个在名义上管着陕西的杨虎城，日子其实也不咋地。杨虎城本身就是陕西人，他的大半辈子都在陕西的军营里度过，所以，他跟来自浙江的蒋介石那是八竿子打不着，跟国民党里那些大人物也基本没啥来往。

杨虎城会站到蒋介石那边，其实就是在中原大战时瞅准时机，做了个挺成功的选择。因此，在蒋介石看来，不管关系咋样，利益咋算，杨虎城终归只是个早该被除掉的地方小势力罢了。

所以，杨虎城心里清楚自己的处境，他总是提心吊胆，生怕自己成了蒋介石手里那把杀人的刀，用完就被像破鞋一样扔掉。他时刻都在忧虑，怕自己被耍得团团转，最后落得个被抛弃的下场。

结果真的就像杨虎城预想的那样，陕北红军的力量越来越强，特别是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后，杨虎城感受到的红军压力是越来越大。而且，蒋介石那不容反抗的命令，更是让他感觉压力山大，像是背上扎了根刺。

要是听蒋介石的指令，那自己手头那点兵力根本就不够用，关键还打不过红军。可要是不听，蒋介石就能打着中央的旗号，堂而皇之地把他们给收拾了。说白了，蒋介石步步紧逼，张学良和杨虎城现在是左右为难，往前一步是死，往后退也是死。

这种情况下，张学良和杨虎城，不管是出于简单的爱国心，还是为了自己活下去，都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和红军联手，一起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蒋介石。

对于全心全力打日寇的共产党来说，他们早就觉得，得把大伙儿都团结起来，在全国搞个大联盟，一块儿对抗日本鬼子，好把咱们民族从危险里救出来。这事儿，在党内早就有了统一的认识。

1935年10月，毛主席带着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不久，中共中央就弄了个大动静，发表了《抗日救国宣言》。这个宣言就是告诉大家，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想的，有哪些主张。里面说了不少重点，比如：

不管你是哪一路的政治人物，哪一支的武装力量，哪个社会团体，或者哪种个人身份，只要你站出来抗日反蒋，我们不光乐意跟你一起签个抗日反蒋的仗怎么打的协议，还打算更进一步，跟你联手组建抗日联军，还有国防政府。

从这时候开始，中国共产党就明确说要搞抗日民族大联合。要想联合得广，那就得把能拉进来的团体和个人都拉进来。

说到这事儿，蒋介石对西北军和东北军都逼得挺紧，这俩军队明摆着是可以拉拢的伙伴。所以，红军一边用实际行动给他们点颜色瞧瞧，一边也没少下功夫劝张学良跟咱们联手抗日。

面对实际情况和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，最后，在好多轮沟通和商量后，1936年9月，中国共产党跟东北军正式达成了共同抗日救国的协议，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敌对状态宣告结束。其实在这之前，1935年底的时候，红军就已经跟杨虎城谈妥了，说要一起抗日反对蒋介石。

红军、东北军和西北军，按说应该是冤家对头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联手了。这事儿让蒋介石火冒三丈。这也是为啥蒋介石刚摆平两广事变，就立马飞到西安，硬逼着张学良和杨虎城去打红军的原因。

另外，蒋介石不光自己跑到西安去指挥战斗，还一个劲儿地调动他的亲信部队往西北赶，这让张扬他们俩感觉压力山大。

发现蒋介石根本没有打算停止内战、联手抗日，张学良和杨虎城被逼到了绝境，最后决定豁出去了。他们策划了一场军事行动，把在西北监督战事的蒋介石给扣了起来，想用这个办法逼着他抗日。这就是西安事变。

不过，张杨他俩搞的那个西安事变，其实心里头并没底，对于把蒋介石扣住以后该咋整，也是一头雾水，没谱得很。

所以，西安事变后，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炸了锅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心里头也乱了套。这时候，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在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和红军。

所以，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，张学良立马给毛主席、周恩来这些中共的头头们拍了电报，内容是：

。

尽管中国共产党与某些人士早有约定，但关于扣留蒋介石这一举动，确实让人感到颇为意外，在此之前我们对此也完全不知情。

因此，中央在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，感到非常意外，还特意又向张学良核实了事情的真假。尽管这事来得突然，但中国共产党在面对这种可能影响中国和远东整个局势的大事件时，肯定要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。

第二天，也就是12月13号，中共中央搞了个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，主要就是商量西安事变这事儿。

蒋介石长期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对手。大革命失败那会儿，有超过30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，栽在了蒋介石的手里，惨遭杀害。

在那之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岁月里，数不清的红军战士和革命老百姓倒在了蒋介石的残忍杀戮中。蒋介石不单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下手狠毒，就连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和平民百姓，他也不放过，一律残忍对待。

在攻打红军地盘的时候，蒋介石每到一处，都会对那里的老百姓下狠手，大开杀戒。他的做法特别凶狠，行为非常低劣，简直让人无法忍受。

由于国民党的大肆残杀，红军里很多人跟蒋介石结下了不解之仇。就拿开国大将徐海东来说，他的全家66口人，都是被蒋介石派人给杀了的。

就连街头的小混混在闹矛盾时，都明白不能牵扯到家人的道理，可蒋介石却做事没底线。所以，当蒋介石被捕的消息传开后，红军里上下下的人都特别激动，大家都吵着要公开审判蒋介石。

那时候，毛主席觉得：西安事变真是个大好机会，对红军来说特别棒，而且对拉拢蒋介石那边的人和资产阶级也很有好处。

不过，西安事变那会儿，还有个风险，就是日本可能会支持那些亲日的人马，让他们掌控南京政府。所以，毛主席就想了个招儿，打算以西安为根据地，把大多数想抗日的力量都拉拢过来，然后在西安搞个不是政府但胜似政府的机构。这样一来，咱们就能带着全国抗日，把南京也管起来。

说起蒋介石，那时候好多人都觉得，应该把他交给老百姓来审判。就凭他在内战里干的那些坏事，要是真让大伙儿审了，他肯定得被枪毙。

然而，西安事变之后，国内的情况慢慢起了变化，各方的立场也越来越清楚。大家伙儿逐渐意识到，原本打算在西安动手，给蒋介石来个审判的想法，现在看来，已经没法实现了。

因此，中央和毛主席很快就西安事变的相关策略做了变动。他们仔细琢磨后觉得，西安事变这事儿有两重性。

一方面，这事儿发生在抗日战争那会儿，它顺着抗日救国的路子走，对促成全国一起抗日挺有帮助。但话说回来，把蒋介石给扣了，南京那边肯定就不乐意了，这样一来，中国很可能又会陷入一场大乱斗，也就是新的大规模内战。

所以，事情可能会朝两个不同路子走。一条路是，这事儿闹大了，搞出更大规模的内战，到时候南京政府里头的某些人可能就投靠日本人了，帮着日寇一起来欺负咱们。而另一条路呢，就是南京政府能听老百姓的话，把内战给停了，大家伙儿一块儿抗日，这样就能建起个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大联盟。

党中央心里想的，就是要跟上历史的大方向，把全国上下都团结起来，搞个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大联盟，让大伙儿一块儿抗日。

要搞定这事儿，关键就看西安事变，还有蒋介石，这两点绝对不能出错。所以，在12月15号，周恩来带着中共的代表还没到西安的时候，中共中央就先给南京国民政府发了电报，表明了中共的立场：

建议国民政府听听张杨的意见，先保证蒋介石的安全，然后再坐下来聊聊，商量一下大家联手抗日的大事。

就是因为坚守了顺应时代趋势、把民族大义放首位的理念，西安事变才走向了最有利于咱们中华民族的那条路。到了12月17号，中共那边派了周恩来他们一行人到西安来，开始出面调解，使劲儿推动和平解决这事儿。

在这次协商里，周恩来着眼大局，心里装着整个民族的长远好处，没计较两党过去的那些疙瘩，硬是挺身而出，主张通过和平手段来处理西安事变。

那时候，中国共产党不光在党内党外还有社会各界大力宣扬，让人们明白和平解决事情的关键性。同时，他们还把红军的主力部队调到西安周边，跟东北军和第17路军联手，防止那些亲日的人借着救蒋介石的名义攻打西安。

那时候，周恩来费了好大劲，先跟张学良谈，又跟杨虎城聊，劝他们和平处理那个事变。他甚至亲自跑去见蒋介石，跟他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局，大家得联手一起救国。

最后，多亏了周恩来的调解，中国共产党、张学良、杨虎城还有南京政府坐到了一块儿，开始商量事儿，西安事变就这么和平解决了。这次和平解决，给国共两党第二次联手、一起抗日打了个特别好的基础。

虽然放走蒋介石，通过和平方式处理西安事变是对咱们中华民族最好的办法，但是，对那些没想得那么深远，心思也比较单纯的红军战士来说，他们其实不太懂这其中的道理。

特别是不少跟国民党有着深重仇恨的红军战士，一听到蒋介石被放出来的消息，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。再说到抗战那会儿，正如大伙儿所担忧的，蒋介石时不时就挑起跟共产党的对立，反共的风潮一波接一波。

在西安事变那会儿，咱们使劲儿想让蒋介石被放出来，这事儿到底对不对呢？毛主席有次在给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们上课时，讲了个毛驴爬坡的事儿，特别生动形象地给大家解释了一番：

陕北那地方，毛驴特别多。想让毛驴上山，咱们有三招：第一拽，第二拱，第三抽。蒋介石这家伙，本就不乐意抗日。咱就学学对付毛驴那套，拽拽他，拱拱他，要是还不听话，那就得收拾他了。西安事变，就是这么个理儿。

我们党的带领下，全国人民一起抗日，这是事情的关键，起主导作用的是我们。国共联手是形势发展的需要。但话说回来，驴子急了也会踹人，我们得小心提防着国民党。所以，我们既要跟他们联手，也得跟他们斗智斗勇。